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，我们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，勇于推进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，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，让发展更有质量，让治理更有水平，让人民更有获得感。

我国发展走到今天，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，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，改革不断前进，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。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，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，就结合全面深化改革三年来的各项实践成果，以及当前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题，围绕“如何让发展更有质量”，进行分析探讨如何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聚焦难点：发展质量问题凸显

记者：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，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，需要攻克的是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痼疾。改革攻坚要瞄准难点和焦点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主要是什么？

王一鸣 --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主要在质量提升上。当前短期面临的“四降一升”，即经济增速下降、工业品价格下降、实体企业盈利下降、财政收入增幅下降、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，主要都是发展质量不高，或者说要素生产效率不高带来的。同样，中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，包括发展方式粗放、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，生态环境恶化，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，也与发展质量不高是分不开的。因此，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要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，经济工作也要围绕这个基本方向展开。

汪同三 --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：我国发展走到今天，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。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过程中也确实付出了比较高的成本，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。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，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。今年1-7月份，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91495亿元，同比名义增长2.1%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1.4%，比去年同期降低3.6个百分点。民间投资增速回落，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性改革进展缓慢。必须坚持通过深化改革来破解发展的瓶颈，为提升发展质量提供更多机会。

胡鞍钢 --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、教授：一个国家或地区常常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先追求经济发展速度，在付出了各种经济发展代价之后，特别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，才转向以提高发展质量为中心。发展是硬道理，但如果沿用粗放型增长方式，发展成本会越来越高，路子会越走越窄。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。

记者：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让发展更有质量”的目标要求？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质量的标准是什么？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汪同三：发展的质量表现在成本效益上，也就是投入产出比。我们的产出确实还可以，但投入是很大的。投入产出比上不去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国企改革等基础性改革滞后。要提高发展质量，就要提高投入产出比。在这方面，两种通用的办法，一种是技术性地提高，如采用先进技术、加强管理等；还有一种就是体制性提高，就是靠全面深化改革。

王一鸣：从宏观层面讲，经济发展的质量主要体现在劳动生产率、投资回报率、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利润、居民收入、政府税收上。只有提高要素生产效率，才能有效对冲要素成本上升，提高企业竞争力，才能从根本上为增加企业利润、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创造条件。

胡鞍钢：事实上，中国已创新了独特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标。“十三”规划提出了七大主要目标，其中首次提出全要素生产力明显提高这一反映发展质量的目标，还提出了25个主要指标。其中实有指标33个，经济发展指标只有4个，占总数的16.0%，而经济发展速度目标只有一个（GDP增长率），占总数的4.0%，其他均为非经济发展指标。首次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、科技进步贡献率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、改善空气和地表水质量等指标。最重要的是，七大目标和25个主要指标，充分体现了“五位一体”的现代化建设大布局和发展新理念，充分体现了“中国特色”的科学发展观、发展质量观、发展效益观。

理论思考：新常态下的发展质量观

记者：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新老问题交织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何坚定信心全面深化改革，让发展更有质量？

王一鸣：新常态最直接的表现是经济增速换挡，但本质上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。我国在2010年迈入中高收入阶段后，经济增速逐年放缓，增速从2010年的10.6%回落到2015年的6.9%，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。与此同时，供需结构矛盾凸显，“住”和“行”主导的需求结构向多样化、高端化、服务化转换；而经历了“井喷式”扩张的传统制造业，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继续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、产能大规模扩张和消费排浪式递进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，已越来越走不下去了。只有改变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，从追求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，加快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，才能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，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。

汪同三：引领新常态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。较之原来注重增长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，新常态要求经济社会多目标协调平衡发展，更加注重通过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，更加注重扩大就业、社会和谐和改善人民生活，更加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、促进可持续发展。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经济增长速度，而是要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速度，要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、投资回报率、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增长速度，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。当前，在继续发挥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基础作用的同时，应注意发挥合理和有效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，解决好调优投资结构、提高投资效益的问题。

胡鞍钢：理念是行动的先导，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。“十三五”时期，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新常态。面对新常态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新发展理念，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。以新理念把握引领新常态，坚持变中求新、新中求进、进中突破，才能破解发展难题、增强发展动力、厚植发展优势，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。

路径求索：提升发展质量破解“改革难”

记者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，主要途径是什么？如何破解“改革难”？

王一鸣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，主要途径有三个：一是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，二是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，三是资源优化再配置，这三条路径都与深化改革分不开。

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，钢铁、煤炭、石化等传统行业，产能过剩严重，有的行业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，转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等新产业领域，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提升价值链。传统产业升级的路径还包括发展生产性服务业，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；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，向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方向发展；强化研发设计能力，促进高技术组装业向自主研发制造为主转变。创新生态比创新本身更重要，也就是要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、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，强化创投、风投、众筹等支持创新的金融工具，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，形成培养和吸引创新人才的机制等。创新必须尊重创新人才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在试错过程中发现和找准创新方向。这就要求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。

胡鞍钢：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，解决发展的“指挥棒”失效问题，根本上改变规模型、速度型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路径依赖，这就需要从追求GDP增长的新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。这不是改变游戏规则，而是使正式的游戏规则发挥真正的作用。

汪同三：全面深化改革，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。从改革的内容来看，主要是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、民主法治领域改革、文化体制改革、社会体制改革、党的建设制度改革、纪委检查体制改革六个方面。尽管在整体布局上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，但如果没有民主法治领域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改革齐头并进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不了的。

现实答卷：看三年深改如何提升发展质量

记者：深改近三年来是如何提升发展质量的？

王一鸣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全面深化改革从总体设计进入到夯基垒台、立柱架梁的新阶段，各地区和各部门出台了一大批有力度的改革成果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战略性展开，在部分重大领域主战场已经开辟，战役已经打响。改革呈现全面铺开、纵深推进、局部突破、亮点纷呈的良好局面，特别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牵引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，推动了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。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，从多个方向展开布局，在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、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、政府自身改革等三大主战场，形成了战略推进势头。

汪同三：全面深化改革三年来，我们在促进经济质量型增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但同时也要看到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，改革面临碎片化趋势，改革措施的实施中遇到一定阻力，懒政怠政不作为对改革阻力较大。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，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，未来推进需要强有力的措施和更大的决心。

胡鞍钢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，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。目前，这些改革正在逐项落实。我国增长动力正在从要素驱动特别是资本驱动，向创新驱动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，相应地，提高对健康、教育、研发、人才等投资比重，使得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比例更加合理、更高效率；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，相应地，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现代产业体系转变；从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向城市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，相应地，从土地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，从“一市两制”向“一市一制”转变；从城乡地区差距持续扩大向持续缩小转变，相应地，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、不协调到协调、不公平到公平发展趋势转变，使之成为不可逆的趋势；从长期生态赤字状态向生态盈余状态转变，相应地，从透支生态资本向强化生态资本投资转变。

问题导向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难题

记者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？

王一鸣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提升发展质量。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，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再配置，实现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、从产能过剩行业向有市场需求的行业流动。

胡鞍钢：自2008年以来，我国经济增速呈现放缓趋势，表面上看是因为需求不足，实质上是供给侧的有效性不足，供给结构难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。针对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供需结构失衡、资源要素错配等突出问题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围绕推进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，突出问题导向，是“十三五”时期的发展主线，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，是让发展更有质量的主动选择。

记者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？目前进展如何？

王一鸣：今年以来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全面启动，取得积极进展。总体上看，做“加法”的领域进展快，做“减法”的领域阻力较大。特别是去产能，触及既有利益格局调整，有的还要伤筋动骨，进展迟缓。地方政府对化解过剩产能既难以痛下决心又缺少有效手段，商业银行不希望企业破产清算使隐性坏账显性化，地方法院系统处理破产清算案件的专业人才也显得不足。因此，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形成合力，以更大的勇气推进供给侧改革。

胡鞍钢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面上看主要是经济问题，但实际上与政府宏观政策密切相关。因此必须加大行政改革力度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体制机制保障。

记者：具体来说，“三去一降一补”涉及哪些重点改革内容？改革关键点分别是什么？

王一鸣：去产能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，祛除“僵尸企业”，恢复和增强市场配置资源功能，展示推进改革的决心。去库存的关键是农民工市民化改革。去库存一定要与城镇化结合起来，当前关键是全面推行农业转移人口居住证制度，促进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民工有序落户，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。去标杆的关键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，核心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，有序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。依法处置信用违约，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规范各类融资行为，妥善处理风险案件。降成本的关键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。降成本，关键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短期可重点围绕“减”做文章，把政府不该管的、管不好的还给市场，给企业直接“松绑”。补“短板”的关键是投融资体制改革。“短板”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，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、停车场，以及社会征信体系、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。要放开民间资本市场准入，加快清理各类隐性障碍，在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领域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。鼓励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，坚决取消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。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--- 转（经济信息摘编）